18年的春天，安东尼意识到佐伊出差频率降下来，不是因为她说“我不走了”，而是因为他办公室里的糖罐子又需要频繁补货了。

那天他值完夜班回到办公室，拉开抽屉准备拿一块巧克力配咖啡，发现三天前刚塞满的抽屉已经空了大半。巧克力被啃得七零八落，棒棒糖每天稳定消失两支，糖纸团在垃圾桶里攒成一座小山。像有只耗子躲在角落里偷吃。

他看了一眼沙发。工作站合着放在茶几上，电源线从扶手上垂下来，绕成一个懒洋洋的圈。靠垫上有一个浅浅的凹陷——有人刚在这里蜷过。

佐伊把安东尼的沙发当成了第二工作室，这个习惯从她十二岁起就没变过。现在她二十岁了，在安东尼眼里依然是那个蜷在沙发角落里、抱着死沉的工作站敲代码的孩子。工作站据说是迭代过的，Vital帮她升级了内存和固态硬盘，外壳还是原来那个黑黢黢的、边角被磨得发亮的老伙计。安东尼不懂配置，只知道她抱着它走来走去的时候，手臂上还是会被勒出一道红印——那个电脑重得像块砖。

她敲键盘的速度一点没慢。安东尼写病程的时候，两个人手指落在键盘上的声音混在一起。偶尔她停下来，皱着眉盯着屏幕，嘴里叼着的棒棒糖从左边腮帮子滚到右边，又滚回来。然后手指重新落下去，噼里啪啦，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。

“下半夜注意看看，七床。”她忽然开口，头也没抬。

那天ICU的七床是一个车祸多发伤术后，脾脏切除，骨盆固定，左股骨开放骨折清创后外固定。日间情况还算稳定，但佐伊说这话的时候，血压是108/62，心率96，尿量每小时40毫升——全都在正常范围内。安东尼看了一眼后台，没看出什么异常。

凌晨三点，七床的监护仪突然响了。心率从92一路爬到128，血压从112/65掉到88/54。床旁超声一做，腹腔积液。安东尼站在床边，一边调去甲肾上腺素一边通知手术室准备剖腹探查，脑子里闪过白天佐伊那句没头没脑的话。术中发现脾蒂处一根小动脉迟发性破裂，积血八百毫升。

第二天早上，安东尼交完班回到办公室，发现茶几上多了一杯热巧克力，已经凉了。她蜷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工作站合着放在茶几上，待机灯一闪一闪，像萤火虫的尾巴。

他蹲下来看着她的脸。二十岁了，睡着的时候还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。眉头不皱了，睫毛一动不动，呼吸很轻。剃掉的那块头发早就长回来了，灰白色的，比周围的头发短一截，翘在耳后。他把毯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她的肩膀，把凉掉的热巧克力换成一杯新的放在茶几上，坐下来开始写病程。

她睡起来很警醒。热巧克力的味道飘起来，她就迷迷糊糊地眨了眨眼，看见安东尼坐在对面，又看见茶几上冒着热气的热巧克力，揉了揉眼睛，伸手捧起来喝了一口，“七床救回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她把杯子捧在手里，让热气扑在脸上。“是不是脾蒂动脉迟发性破裂？”

安东尼看着她。“你怎么知道的。”

她歪了歪头，像小时候那样。“数据看多了。有种感觉，我还总结不出来。”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“日间尿量虽然正常，但尿钠已经开始掉了。ADH分泌的代偿性变化比血流动力学指标早出现好几个小时。不是什么魔法。”

安东尼伸手揉了一把她的头发。灰白色短发从他指缝里翘出来，软得像雏鸟的绒毛。她缩了缩脖子，没躲开。

护士站新来的小护士偷偷拽了拽护士长的袖子：“安东尼主任最近好像心情很好？”

护士长正对着电脑排班，头也没回。“女儿回来了。”

小护士拉长了声音“”哦——”了一声，笑嘻嘻地闭了嘴。

小护士来Beacon不到三个月，还没见过那个传说中的“女儿”，但她见过安东尼主任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——话比少，眉头紧，交班的时候会把每个指标的边缘值都追问一遍，住院医被他的提问吓得噤若寒蝉。但最近他交班的时候偶尔会笑一下，不是那种职业的微笑，是那种眼角弯起来的、很轻的笑。小护士觉得，那大概就是“女儿回来了”的意思。

Vital反而来得少了。不是不想来，是无人码头的现场基础工作已经铺开了。编程可以远程，可以躲在办公室里写，但硬件团队必须去现场调。利物浦港的激光雷达阵列需要重新校准，费利克斯托港的边缘计算节点总是过热，南安普顿港的网络延迟在雨天会莫名其妙地飙升。他每周至少有三天在路上，剩下的两天在技术中心盯着监控面板，或者在供应商那里拍桌子。

但他从来不会“消失”。

和一个人默默出差的佐伊不同，Vital有一种把出差过成美食纪录片的能力。他的消息不涉及项目秘密——查尔斯法务部培训过的——但涉及一切可以分享的东西。

利物浦港的寄居蟹，拇指指甲盖大小，背着捡来的螺壳，在防波堤上爬。他蹲着看了十分钟，差点误了和供应商的会。

布里斯托港附近有一家卖炸鱼薯条的小店，老板是康沃尔人，炸鱼的面糊里掺了啤酒，咬下去咔嚓一声，热气从裂缝里冒出来，“下次带你们来吃。”

费利克斯托的海鸥特别猖獗，猛地一个俯冲，叼走了他放在长椅上的半个三明治。“就是吓过佐伊的那种海鸥吧？我替你报仇了！！虽然没追上！妈呀！佐伊！它贴着我的脸飞！”

三十几岁的人了，还是个大男孩，整天咋咋呼呼的。在三个人的群聊里灌满了照片和表情包。

佐伊在群里几乎不说话。Vital发十条，她回一个表情包——猫点头的，猫叹气的，猫掀桌的，猫把脸埋进爪子里的。偶尔回一两个字：“嗯嗯。”

那段时间佐伊经常躲在安东尼的办公室里。不是躲懒休息，是“换个姿势继续工作”。

她抱着笔记本电脑蜷进沙发角落，打开屏幕，开始敲。敲一会儿，停下来，看着天花板想一会儿，继续敲。有时候她会突然问一句：“安东尼，你说港口调度和急诊分诊，本质上是不是同一个问题？你看，都是资源分配。床位和泊位，医生和吊车，危重先上和急货先卸。”

还没等安东尼接半句话，她已经低下头继续敲。那天下午她再没说过话。

四月底的时候，查尔斯回了一趟伦敦。他没有提前通知，和以前一样，一个人拖着行李箱从希斯罗机场直接回了29楼。然后在傍晚六点拨通了安东尼的电话。

“她在你那儿？”

“嗯，在沙发上。”

“吃饭了吗？”

“吃过了。咖喱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安东尼听见查尔斯深吸了一口气，好像鼓足了勇气：“我来看看她。”

“好。”安东尼挂了电话，换上白大褂出去查房。

查尔斯到的时候，佐伊正在调一段代码。工作站的风扇呼呼地转，屏幕上的数据流一行一行往上跳。她听见门响，抬起头，看见查尔斯站在门口穿着深灰色西装，领带系得很紧，手里拎着一个纸袋。

“查尔斯。”她说。

查尔斯走进来，在沙发边上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弯下腰把纸袋放在茶几上，“巧克力，比利时产的，你小时候爱吃的那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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