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五章六月二日
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六,验经会的第二天,北京下了雨。
砚青坐在涵芬楼二楼的窗边,拿铅笔抄函号。五百一十二只函套,昨天从白云观运回来,堆在书库里,占了半间屋子。她一只一只点,一只一只记:函号、经名、册数、缺页、虫蛀。
雨打在瓦上,噼噼啪啪。她抄到“灵”字,笔停了。
昨天的事,像一场梦。她记得她娘剪开经被的时候,手在抖;记得那卷纸展开的时候,院子里静得吓人;记得贺云舫坐在台阶上,摘下眼镜,擦了两下,又停下。
她也记得那三页残卷。小野把纸托在手心,说“元版”的时候,声音都在抖。
“抄完了?”顾行舟从外头进来,肩上湿了一片。
“抄到‘灵’字。”
“接着抄。”顾行舟把一叠报纸放在桌上,“外头乱了。”
砚青拿起报纸。
《京报》的标题是:“白云观验经,五百一十二函真伪辨”。
《晨报》的标题是:“古董商贺云舫被拘,卖经契疑伪造”。
《津门新报》的标题最短:“经,是真的。”
“这不是挺好?”砚青说。
“好什么。”顾行舟坐下来,把湿外套搭在椅背上,“贺云舫是被拘了,可他的律师在外头活动。阿四的案子,要审。最要紧的是,钱。”
“什么钱?”
“影印的钱。”顾行舟竖起一根手指,“第一,政府原来答应拨一笔款子,走教育部的账。第二,商务印书馆出一半,先印三百五十部,靠预约收回本钱。第三——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第三,徐总统要下野了。”
砚青放下报纸。
“直奉战争打完了。”顾行舟说,“张作霖退到关外,曹锟、吴佩孚进了北京。徐总统夹在中间,今天见曹锟,明天见吴佩孚。报纸上说,总统府的电话,一天响八十回。”
“那影印的事……”
“教育部的人说,等新政府上来再说。”顾行舟说,“可新政府上来,这笔账还认不认,谁也说不准。”
砚青看着窗外的雨。
雨把槐树叶子打得直颤,花瓣落了一地,贴在泥里,白的。
砚青想起昨天。贺云舫被带走的时候,经过她身边,停了一下。他看着她,说:“你比你娘狠。”砚青说:“我没杀过人。”贺云舫笑了一下,说:“你拍了照。”她当时没懂。现在她懂了:照片是证据,证据能杀人。
“我娘知道吗?”她问。
“知道。”顾行舟说,“她今天一早去了教育部,排了两个钟头的队,没见着人。”
傍晚,念真回来了。她的鞋湿透了,裤脚上全是泥。她进门,先把伞靠在墙角,坐下来,半天没说话。
砚青给她倒了一碗热水。
“他们说,等新政府。”念真说。
“等多久?”
“没说。”念真捧着碗,“我在门口,看见一个老头,也是来办事的。他等了三天,每天来,每天回去。他说,他等得起,他的书等不起。”
她喝了一口水。
“咱们等不起。”
五月二十,上海来了电报。
电报是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发来的,只有八个字:“时局未定,影印暂缓。”
顾行舟把电报念了两遍,念到第二遍,声音低下去。
砚青站在旁边,看着他。
“暂缓,”她说,“是缓多久?”
“不知道。”顾行舟说,“也许三个月,也许三年,也许……”
他没说下去。
书库里堆着五百一十二只函套。雨停了,太阳从云缝里漏下来,照在黄布面上,一片一片,像晒不干的粮食。
“不能等。”砚青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
“我娘等了二十四年。”砚青说,“再等,她就老了。”
顾行舟没说话。他把电报折好,放进口袋里,又拿出来,展开,看了一遍。
“我去上海。”他说。
“你去上海干嘛?”
“找董事会。”顾行舟说,“当面说。电报说不清。”
“他们会见你?”
“不会。”顾行舟说,“可我得去。”
五月二十二,顾清如去了小站。
她走的时候,带了一只空包袱,一支笔,一盒印泥。
“你去干嘛?”砚青问。
“请愿。”顾清如说,“五百一十二户,一户一张纸,一个手印。商务印书馆不要脸,我们就给他们脸。”
“他们要看这个?”
“他们不看,可报馆看,大学看,天下人看。”顾清如把印泥盒放进包袱里,“你娘守了半辈子,不能让她一个人守。”
她走了三天。
五月二十五,她回来的时候,包袱鼓鼓囊囊,压得她肩膀往下坠。
她把包袱放在桌上,解开。
里头是一沓纸。有毛边纸,有账本纸,有包过点心的油纸,有孩子写字的描红纸。每张纸上,写着一个名字,或者按着一个手印。名字歪歪扭扭,有的只有姓,有的只有小名;手印有红的,有黑的,有的按得太重,把纸都洇透了。
“五百一十二张。”顾清如说,“一户不少。”
砚青一张一张翻。
“这张是陈阿婆的。”顾清如说,“她不认得字,让孙子扶着,按了个手印。她说,她不认得字,可她认得那床被子。”
“这张是马厂老周家的。老周头的儿子写的,写完了,又在旁边画了一个圈。他说,他爹不识字,画圈就是认了。”
“这张是个孩子写的。他爹在天津扛包,来不了,他替他爹写。‘周大有’三个字,写了半张纸,最后一个‘有’字,写成了‘冇’。”
“还有这张。”顾清如抽出一张发黄的纸,“这是李寡妇的。她家的函,光绪二十六年领的,民国三年卖了,换了两斗米。她按手印的时候,哭了。她说,她对不起苏婶子。我说,苏婶子没怪你。她说,我知道,可我还是对不起。”
顾清如把纸放下。
“念真,这些人,不是你的负担。他们是你的底。”
砚青笑了一下,眼睛却红了。
“这张是我娘的。”顾清如说。
砚青低头看。纸上写着“苏念真”三个字,写得端正,一笔一画,像刚学写字的人写的。
“这是你娘自己写的。”顾清如说,“她写了好久。写完,她看了半天,说,这三个字,我写了三十年,今天才写顺。”
砚青把那张纸拿起来,贴在胸口。
五月二十六,小野来了。
他穿了一身灰西装,手里拿着一本薄薄的册子,封面上印着日文。
“抽印本。”他说,“登在《东洋文化研究》上。题目是《明版道藏小站藏本考》。”
砚青接过来,翻了两页。她认不得日文,可里头的汉字她认得:“纸”“墨”“印”“装”“明版”“小站”。
“我写了三个部分。”小野说,“第一,纸。小站藏本的纸,是明万历年的竹纸,帘纹两指,纸里有筋。第二,墨。是松烟墨,不是洋烟。第三,印。玄真观的藏经印,印色是朱砂,不是洋红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我还写了一句话:‘此本可作影印底本。’”
砚青抬起头。
“这句话,管用吗?”
“在日本,管一点用。”小野说,“在商务印书馆,也许管一点用。学术上的事,有时候要靠外国人先说一句,中国人才肯信。”
他说完,低下头。
“对不起。”
“你道什么歉?”
“我拿了贺云舫的钱。”小野说,“一九一四年。我拍那床被子的时候,不知道那钱是他的。可现在知道了,就不能当不知道。”
砚青看着他。
“小野先生,”她说,“我娘说,你是学者。”
“我是学者。”小野说,“学者也会犯错。”
他把抽印本放在桌上。
“这本书,我不要钱。你们拿去,送给商务印书馆,送给教育部,送给报馆。谁要看,就给谁看。”
第二天,顾行舟把抽印本送到商务印书馆北京编译所。孙主任看了半天,说:“一个日本人说好,不算好。可洋人看见日本人说好,就会来问。来问,就有生意。”
他把抽印本留下,说:“我寄到上海。”
五月二十七,李诚玄来了涵芬楼。
他穿一件灰袍,手里拿着一封信。
“贫道写给商务印书馆的。”他说,“白云观的藏本,愿意拿出来,跟小站的藏本配补。缺的函,用我们的补;我们的缺页,用你们的补。两部合一,才是一部完整的《道藏》。”
顾行舟接过信,看了一遍。
“住持,”他说,“您这封信,比我们十封呈文都重。”
“重什么。”李诚玄说,“贫道活了六十多年,头一回做这种事。以前,庙里的东西,谁也不许碰。现在想明白了,东西锁在柜子里,是死的;拿出来,才是活的。”
他看了看书库里那五百一十二只函套。
“苏居士呢?”
“在客栈。”砚青说,“她今天又去教育部了。”
“让她别去了。”李诚玄说,“教育部的人,不见她,不是因为她不对,是因为她是个乡下妇人。这事,得换个法子。”
“什么法子?”
李诚玄没说话。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张名帖,放在桌上。
“总统府的人,昨天来白云观上香。”他说,“贫道把验经会的事,跟他说了。他说,徐总统想见见苏居士。”
五月二十八,念真和砚青进了总统府。
她们从西华门进去,过一个院子,又过一个院子。院子里有柏树,有太湖石,有穿灰制服的卫兵。卫兵检查了名帖,敬了个礼,放行。
周秘书在二门口等她们。他四十来岁,戴眼镜,说话轻声细气。
“苏太太,”他说,“总统在书房等您。就一刻钟。”
“谢谢。”
“还有,”周秘书看了砚青一眼,“小姐的相机,得放在外头。”
砚青把相机取下来,交给卫兵。
书房不大,三间,靠墙一排书架,架上摆着线装书、字画筒、几件瓷器。窗下有一张长案,案上摊着纸,纸上写了几个字。墙角堆着几只樟木箱,箱盖开着,里头是书。
徐世昌坐在案后。
他六十七岁,清瘦,留一把灰白胡子,穿一件灰绸长衫,脚上一双黑布鞋。他没穿官服,也没戴帽子,像个教书的老先生。
“苏念真。”他说。
念真站在门口,愣了一下。
“总统。”
“进来坐。”徐世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,“别叫总统。我这总统,再当几天,就到头了。”
念真走过去,坐下。砚青站在她身后。
徐世昌看着念真,看了很久。
“一八九七年,”他说,“小站。你在营门外头卖茶。”
“我泼了您一袍子茶。”
徐世昌笑了。
“那碗茶,我记了二十五年。”他说,“那天我刚到小站,谁都不认得。你端茶进来,手一抖,泼了我一身。你吓得脸都白了,我说,没事,茶是热的,正好。”
念真低下头。
“我那时候十四。”
“十四。”徐世昌说,“你那时候,才这么高。”他抬手比了比桌沿。
砚青站在旁边,看着他们。
她看着这间书房。书架上摆着《资治通鉴》《史记》,还有几本洋装书。案头有一方砚,一支笔,一盆兰花。墙上挂着一幅字,是徐世昌自己写的,写的是“守拙”两个字。
念真抬头看见那两个字,愣了一下。
守拙。她师父的道号。
她看着那两个字,看了很久。
砚青想起她娘常说,读书人有两个毛病:一个是把书看得比人重,一个是把自己看得比书重。她看着徐世昌,觉得这个人,两个毛病都没有。
“你男人,”徐世昌说,“是那个排字的?”
“是。”念真说。
“他死了?”
“一九一六年。”
徐世昌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我记得他。”他说,“他给军营印告示,字排得齐。有一回,告示上印错了一个字,他连夜重排,第二天一早送到营务处。我说,一个字,何必呢。他说,一个字,也是字。”
念真的眼睛红了。
“他就是这样。”她说。
徐世昌点了点头。
他端起茶碗,喝了一口。茶碗是旧的,青花,碗沿上有一个锔钉。
“这碗,”徐世昌说,“跟了我三十年。摔过一回,锔上了。锔上了,还能用。”
他把碗放下。
“书也一样。破了,补一补,还能读。”
“苏太太,”他说,“你守了这么多年,守住了吗?”
念真想了想。
“守住了。”她说,“也丢了不少。”
“丢了些什么?”徐世昌问。
“丢了一床假的经被。”念真说,“丢了三百多函经。丢了我男人。”
徐世昌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我丢了什么,我自己也说不清。”他说,“在位四年,签的字,比读的书多。”
徐世昌放下茶碗。
“我这一辈子,”他说,“做的多是场面上的事。开会,盖章,见客,吃饭。临了,想做一件印在纸上的事。”
他看着念真。
“影印的事,我听说了。教育部不拨钱,商务印书馆不敢动,是不是?”
“是。”
“我在台上,只能借势。”徐世昌说,“下了台,反倒能做事。”
他站起来,走到长案前,拿起笔。
“我出三千元。”他说,“不多,够印一批样书。我再给商务印书馆写封信,以私人的名义。”
他蘸了墨,在一张信笺上写了几行字,落了款,盖上印。
“还有,”他说,“发起人的名单,给我留一个位置。”
“发起人?”念真说,“您是大总统。”
“下了台,就不是了。”徐世昌说,“发起人,就是个名字。名字印在书上,比印在报纸上长久。”
念真站起来。
“总统……”
“别叫总统。”徐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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