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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第二十五章 白云观来的信

第二十五章白云观来的信

民国七年秋,小站的碱地白了一层,像撒了一地的霜。

念真一个人守纸铺。

去年冬天,陈明诚回了北京。临走时留下话,说白云观那三十函,观里立了案,早晚要讨。

砚青八月里去了天津,考上北洋女子师范,穿一身蓝布校服,剪了短发,走的那天在站台上没回头。念真在站台上站到火车看不见了,才转身回家。回来后她把砚青屋里扫了一遍,扫出一堆碎纸片,都是排字剩下的边角。

九月里,徐世昌就任大总统。镇公所又忙起来,五色旗挂回去,赵五爷摇着团扇,挨家挨户地收“庆贺捐”。

念真没捐。赵五爷来了一趟,站在柜台前,扇子摇得呼呼响。

“念真,这回可是徐大总统。”他说,“徐大总统跟小站有旧,你知道不知道?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知道还不捐?”

“赵五爷,”念真说,“我男人死那年,镇上也收过捐,说是给袁大总统修纪念堂。堂修到哪儿去了?”

赵五爷的扇子停了一下。

“那是马团长办的。”

“马团长调走了,堂也没了。”念真把一沓纸码齐,“我这铺子,一年到头挣的钱,够吃够喝。捐,不捐。”

赵五爷哼了一声,走了。

念真看着他的背影,忽然想起二十一年前,也是一个秋天,徐世昌到庙里喝茶,她失手把茶泼在他袍子上。那人没恼,还问她叫什么名字,说“念真,好名字”。

那时候她十四岁,瘦得像一根柴火。

如今她三十五了,鬓角白了几根,成了小站街上一个印讣告的寡妇。

顾清如的信是九月半到的。

信写得很长,足足四页,字小得像蚂蚁。念真认得慢,坐在灯下一行一行地看,看到半夜。

信里说:仗打完了,南北议和,北京城里又热闹起来。文化界有几个人提了个事,要把《道藏》影印出来。商务印书馆愿意出钱,涵芬楼愿意出底本,只是有一桩难处——底本不全。

白云观藏的那部明版,缺了几十卷。天下找不出第二部全的。

顾清如在信里算了一笔账:一部《道藏》,五千四百八十五卷,照相制版,至少要三年。印三百五十部,每部工本大洋八十块,卖一百二十块。买的人,是各国的图书馆、大学,还有几个有钱的藏书家。

“这买卖不赚大钱。”她写,“可它能把书传下去。”

念真看到这一句,停了一会儿。

传下去。长庚临死前说的也是这三个字——印出来。她一直不明白,印出来有什么用。经在柜子里,在人家床底下,在灶台后头,不也传了二十年?

顾清如接着写:天津学界有人反对,说经是庙里的东西,不该让商人拿去赚钱。也有人说,商务印书馆是洋人的买办,印出来的书,迟早落到外国人手里。

“我不这么看。”顾清如写,“书在庙里,一场火就没了;书印出来,一千本散在天下,烧一本,还有九百九十九本。”

信末又添了一句:贺云舫的人在天津活动,四处打听影印的事。你若见了生人,先别掏心。

最后,她写:商务要派一个人到天津来查版本,姓顾,叫顾行舟,是编译所的编辑,沈砚秋的学生。此人若到小站,你见一见。又说:念真,我知道你不信读书人。可这一回,也许是真机会。

念真把信折好,压在账本底下。

她不信读书人。可她信顾清如。

第三天逢集,街上人多。念真去买菜,听见卖柿子的刘二说,庙后头来了个外乡人,穿洋装,戴眼镜,在废墟里转了一上午。

“干嘛的?”有人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刘二说,“蹲在井台边上,拿个本子画。我问他画嘛,他说画井。”

念真提着菜篮子,站在摊子前没动。

她绕到庙后头。

玄真观烧了十八年,山门还剩半堵,门额上“玄真观”三个字,只剩下一个“玄”。三清殿的台基还在,缝里长满了草。藏经阁的地基也还在,石头被草埋了半截。

甜水井还在。

井台的石沿,被十八年的雨水磨得发亮。井口盖着一块石板,石板上压着几块砖。

一个高个子男人蹲在井台边,正低头画什么。他画得很慢,铅笔在纸上沙沙响。

念真站在墙根底下,看了他一会儿。

她没有过去。

她转身回了家。

顾行舟是第三天到的。

那天小站逢集,街上人多。念真在铺子里给一家人写分家单,听见外头有小孩起哄,探头一看,见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在街当间,手里提着一只藤箱,正低头看一张纸。

他穿一身灰西装,裤脚沾了泥,皮鞋上全是土。个子高,人瘦,脸白,戴一副圆框眼镜,镜片后头的眼睛很静。几个半大孩子围着他转,有一个还伸手去摸他的藤箱。

“劳驾,”他问一个孩子,“陆记纸铺在哪儿?”

孩子指了个反方向。

他道了谢,提着箱子往那边走。念真在铺子里看着,没吭声。

过了半炷香,他又转回来了,站在纸铺门口,抬头看招牌。

“陆记纸铺。”他念了一遍,然后走进来,把藤箱放在门边,摘下帽子。

“请问,苏念真女士在吗?”

念真放下笔。

“我就是。”

“顾行舟。”他微微欠身,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。顾清如先生让我来找您。”

念真没起身,也没让座。她把他从头看到脚:西装是新的,袖口却磨了;皮鞋擦过,鞋跟磨偏了;手指细长,指甲缝里有墨,不是写字沾的,是排字沾的——那种墨,洗三遍也洗不净。

“顾先生,”她说,“你从天津来?”

“昨天到的,住在一家小客栈。”

“客栈里没水?”

顾行舟愣了一下,低头看自己的裤脚,脸有点红。

“路上有段路在修,我下了车走过来的。”

“走了多远?”

“十二里。”

念真这才指了指对面的凳子。

“坐。”

顾行舟坐下,把藤箱打开。箱子里没有衣裳,全是卡片。一叠一叠,用麻绳捆着,每张卡片上写着字,画着格。

“这是我的目录。”他说,“来之前,我把能查到的《道藏》藏本,都做成卡片了。”

念真看了一眼。卡片上的字极工整,一横一竖都像用尺子量过。

“顾先生,”她说,“你来小站,是为经?”

“是。”

“为哪一函?”

“为全部。”顾行舟说,“白云观的底本缺卷,我想看看小站的藏本,能不能补上。”

念真站起来,走到柜台后头,蹲下去,从最底下的纸垛里抽出一只蓝布函套。

“这个,”她把函套放在桌上,“你看看。”

顾行舟没有马上动手。他先从怀里掏出一块白手帕,铺在桌上,又把函套放上去,才解开布带。

念真看着他的动作,没说话。

他抽出里面的经册,先看封面,再看护页,然后一页一页地翻。翻到第三页,他停住了。

“纸是机器纸。”他说。

念真不动声色。

“帘纹没有,网纹倒有。”他把经页对着窗光,“明代的竹纸,帘纹粗,两道帘纹之间有一指宽;这个,密得像纱。”

他又翻了两页。

“印泥也不对。这是洋红,发紫,浮在纸面上。朱砂八宝印泥是沉的,压在纸里,边上会洇出一圈淡红。”

他把经册合上,放回函套,又拿起函套看。

“蓝布是洋布,经纬太匀。明代的布,手织的,隔几寸就有一个接头。”

念真一直没说话。

顾行舟抬起头,看着她。

“苏女士,”他说,“这函是假的。”

铺子里静了一下。

念真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。

“你怎么看出来的?”

“第一,纸不对。第二,印泥不对。”顾行舟说,“第三,虫蛀不对。这册上有七个虫眼,个个都是圆的,边缘焦黑,是香头烫的。真的虫蛀,边缘是毛的,洞里有虫屎,有的一路蛀进去,像一条隧道。”

他停了停,又补了一句:“第四,假得不够狠。真想骗人,不会把函套做成这样——新得扎眼。”

念真看着他,看了很久。

然后她笑了一下。那笑很短,像水面上的一个泡。

“顾先生,”她说,“你是第一个,一眼就看出来的。”

“看得出来的人不少。”顾行舟说,“肯当面说出来的不多。”

“那你为嘛说?”

“因为我是来看真东西的。”顾行舟把函套推回去,“你给我看假的,说明你不信我。我不说破,你更不信。”

念真没接话。她把函套收起来,放回纸垛底下。

“这函是假的,”顾行舟忽然又说,“可你的手艺是真的。”

念真的手停在纸垛上。

“函套是旧的,你给它换了衬里,换了布带,针脚是回针,一寸七针,跟原装的针脚对得上。里面的经页是假的,可补纸是真的——你用了明纸的边角料,补在假页的破口上,配色配得准,浆糊是小麦淀粉,不是化学胶。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这活儿,天津城里找不出三个。”

念真直起身。

“你懂修书?”

“不懂。”顾行舟说,“我父亲是排字工,我从小在印刷所长大。修书我不懂,可我看得出,什么东西是用了心的。”

念真看着他,忽然想起长庚。长庚也说,看一个人干活,比听一个人说话准。

她把围裙解下来,搭在椅背上。

“顾先生,”她说,“你喝茶吗?”

“喝。”

“粗茶。”

“粗茶好。”

念真去灶间烧水。水开的时候,她在灶台前站了一会儿,心跳得有点快。她把茶端出来,放在顾行舟面前。

“说吧。”她说,“影印是怎么回事。”

顾行舟把卡片摊开。

“影印,就是把一部书照相,做成印版,再印出来。”他说,“一部《道藏》,五千多卷,五百多函。印出来,天下读书人都能看,不用再藏着掖着。”

“印多少部?”

“先印三百五十部。”

“一部多少钱?”

“还没定。商务印书馆是做生意的,不会白干。”顾行舟说,“可这桩生意,跟卖古董不一样。古董卖一件少一件,书印出来,越多越好。”

念真听着,没说话。

“难处在于底本。”顾行舟说,“白云观的明版,缺了几十卷。缺的卷,得从别处补。补不齐,印出来的就是残本。”

“小站的经,散在五百多户人家里。”念真说,“一户一函,凑不齐。”

“凑得齐多少,算多少。”顾行舟说,“苏女士,我不瞒你。我来之前,顾清如先生跟我说了你的事。她说,你守了这些经十八年,一函一函往回找。”

“二十年。”念真说。

“二十年。”顾行舟点头,“所以我不劝你把经交出来。我只想看看,你手里到底有什么。”

念真端起茶碗,喝了一口。

“顾先生,”她说,“贺云舫也找过商务印书馆,是不是?”

顾行舟的手停了一下。

“是。”

“什么时候?”

“民国四年。”顾行舟说,“他找到编译所,说手里有一部‘全藏’,问商务要不要。开口五万大洋。”

“你们要了吗?”

“没有。”顾行舟说,“沈先生——我的老师沈砚秋——去看了货。看了半天,回来说了一句话:‘一半是真的,一半是拼的,还有几函,是拿日本纸新印的。’”

念真的手在碗沿上停住。

“沈先生拒了?”

“拒了。”顾行舟说,“贺云舫临走的时候,跟沈先生说了一句话:‘沈先生,你今日不买,日后会有人买。’”

铺子里静下来。外头集上有人吆喝卖柿子,声音又长又亮。

“顾先生,”念真说,“你父亲,是怎么没的?”

顾行舟愣了一下。他没想到她会问这个。

“印刷机。”他说,“我十二岁那年,机器卷了纸,他去掏,袖子绞进去了。”

“你怕机器?”

“怕。”顾行舟说,“也怕火。印刷所那年着了火,烧了半条街。”

念真看着他。她没有说“我也是”,也没有说别的。她只是把茶碗往他那边推了推。

“喝。”她说。

顾行舟喝了。

那天下午,顾行舟没有走。他在纸铺里坐到天黑,把卡片一张一张摊开,给念真讲白云观缺了哪些卷,哪些卷可能在小站。念真听着,偶尔插一句:“这函在陈家。”“这函在苏庄子西头。”

正说着,赵五爷摇着扇子进来了。

他先看了顾行舟一眼,又看了看桌上的卡片,脸上的笑堆起来。

“哟,这位是?”

“北京来的。”念真说,“商务印书馆的。”

“商务!”赵五爷的扇子摇快了,“那可是大字号。先生贵姓?”

“顾。”

“顾先生,”赵五爷凑近一步,“您跟徐大总统……熟不熟?”

顾行舟愣了一下。

“不熟。”

“那教育部呢?傅总长?”

“赵五爷,”念真开口了,“人家是来印书的,不是来跑官的。”

赵五爷的脸僵了一下,随即又笑:“印书好,印书好。文化的事,是大事。”他转向顾行舟,“顾先生,要是见着大总统,替小站说句话。小站这地方,出过兵,出过粮,出过力。”

“我记着。”顾行舟说。

赵五爷走了。顾行舟看着他的背影,半天没说话。

“小站的人都这样?”他问。

“不都这样。”念真说,“他这样,是因为他怕。”

“怕什么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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