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初六,午后。
今天本该是汪家来接人的日子。车没来。府里刚出了火,都察院的人前天到,昨天走。汪家是扬州做盐的,做盐的人最怕官,这种时候不会上门。可明天来不来,谁也说不准。
她在门房的矮凳边站着。
矮凳有一条腿短,底下垫着一块砖。砖上结了一层白霜。老陈坐在门房里,正在削一根竹签。他不看她。老陈跛脚。跛的是左脚,鞋底磨出一个斜角,所以一只鞋底厚,一只薄。他在这府里看了三十年门。
“陈伯。”
她没有应。
“我想托您办件事。”
老陈眼皮都没抬。
“我一个看门的。”
“我不是白托。”
“你有钱?”
“我没有钱。”她说,“我给您算笔账。”
老陈手里的刀停了。
“您这门口的门包,一年该收多少。”
老陈终于抬了眼。
“什么门包。”
“进出送东西的,一次二十文。”她说,“送人的,一次五十文。”
“……”
“一年三百六十天。送东西的,隔日有一回;送人的,一月三两回。”她说,“少说一百二十两。”
门房里静了一会儿。外头有人抬着东西过,扁担在肩上“吱”了一声。
“可您这三年,收了多少。”
老陈不说话。
“不到四十两。”
她把手指伸出来,一根一根。
“剩下的,二房的管事拿走了。”她说,“他跟您说,是替您收着。”
老陈的手在膝上攥了一下。那只手很脏。指甲缝里全是黑泥,指节上裂着口子,口子里也是黑的。
“你怎么知道。”
“账上写着。”她说,“门口收的门包,二房每月报一次,报的是‘杂项’。可这一项,一年报四十八两。”
“四十八两,是报了账的。”她说,“一年一百二十两,报四十八两,剩下的七十二两,没进账。没进账的钱,得有个人拿。”
老陈坐着。他把刀放下,从怀里摸出一个烟袋。装了半锅,没点着。
“二房的管事走了。”她说。
“走了。”
“他一走,这笔钱就没人替您收了。”她说,“可也有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。”
“他走了,这三年没进账的七十二两,一年一年加起来,是二百一十六两。”她说,“这笔钱,账上还挂着。挂的是‘门包’。”
老陈的手停在烟袋上。
“您的意思。”
“我不是来要这笔钱的。”她说,“我是来告诉您,这府里现在有人能把这笔账抹了。”
“谁。”
“我。”
老陈看着她。看了很久。
“你要我做什么。”
“我不求您办大事。”她说,“我只求您替我递一句话到津门仓。”
老陈没有立刻答。他把烟袋点上,抽了一口,烟从鼻子里出来,散了。
“你要问那个姓吴的仓吏。”
她看着他。
“您知道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老陈说,“上个月,有人来府里递了一回话,说吴仓吏犯了事,调去看闸了。”
“谁递的话。”
“不知道。”老陈说,“话递到管事处,管事处传下来的。递话的人没进门。”
“看哪个闸。”
“西沽闸。”
她心里一沉。西沽闸。冬天没有船。守闸的人,一天两顿粥,一间土坯屋。那不是差事,是发配。
“姑娘。”老陈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父亲当年,也求过我。”
没有动。老陈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。
“也是这个时候。”他说,“腊月。他站在你这个地方,跟我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。”
“他说,‘陈伯,我托你送一封信。这信要是送不出去,你就烧了它’。”
她的呼吸慢了一拍。
“送了没有。”
“没有。”
老陈站起来。他站起来的时候,先扶了一下门框,然后才把身子撑直。他走到门房后头,蹲下去。墙根有一排青砖。他伸手在第三块砖上按了一下,砖松了。
他把砖抽出来。
里头有个洞。洞里有东西,用油纸包着。他取出来,站起来,把油纸上的灰吹掉。油纸包了三层。最外头那层已经发脆,一碰就掉渣。
他把三层一层一层解开。
里头是一封信。信封是白的,纸是好的,边上有点发黄。信封上没有火漆。只有一条细麻绳,捆了两道。
老陈把信递过来。
“我一直没烧。”他说,“也没送。”
她伸手接过。信封很轻。
“为什么不烧。”
老陈看着她。
“因为我怕。”他说,“烧了,这世上就没人知道有这么一封信。留着,好歹有个东西。”
他低下头。
“我这三十年,就留了这一个东西。”
她捧着信,走到门房外头。
廊下没有人。天是灰的,雪停了。她翻过信封。上头写着六个字:
“城南米铺陈九收。”
她的手指停在纸上。
“九”字。
那一撇收笔的时候往上挑了一下。她见过这个挑。后园那间小屋,胡敬之誊奠仪簿。他写“崇”字,末笔带钩。
那是父亲的字。
可这个“九”字的挑,不是父亲那一笔。父亲那一笔,钩是往里收的,收得干脆。这个挑,是往上挑的,挑完还回了一下。
她认得这个回。
她在胡敬之写“急”字的时候见过。那天他给她写了一张单子,写“急病”,写完把笔放下,笔尖朝里。
她抬头。
“陈伯,这信封上的字,是谁写的。”
老陈凑近看了一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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