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二世，我是个老夫子。站在讲台上，看着底下学生低头玩手机，我忽然想起了几个亡国之君。

讲席之上，一师授业，正析义理之微。有生晚至，甫落座，即探囊出手机，当师之面，指划屏幕，沉酣于游戏之中。师俯视久之，废讲而叹，遂口占一绝云：

《笃学》

二八花正开，

一心二用才。

非有学之专，

每从戏后来。

少年风华，本可一心向学，却因心有旁骛而才智两失。半生之业，往往始于嬉戏之微、荒废之端。一堂之课、一人之失，看似细事，然推而论之，此事正与千古青史中无数因嬉而败的悲剧遥遥相应——其理一也。

君子观物，见微知著。韩愈《进学解》有云：

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”

此语非止论学，实兼论政、论教、论人生之大端。盖“嬉”之一字，初看不过寻常消遣，细察却是人生进退之机、事业成败之纽。何以言之？嬉者，心之外驰也；勤者，心之内守也。心驰于外，则志不能专；心守于内，则业无不成。故“荒于嬉”三字，非危言耸听，乃千古不易之理也。

夫嬉之为害，其途有三：溺于物则丧志，荒于政则失国，纵于爱则败家。三者所及不同，而其根则一——“心不守也”。心若不守，虽小嬉亦足以溃大业；心若内守，虽大诱亦不能夺其志。

南朝刘宋时，武帝刘裕崩，十七岁太子刘义符继位。国丧未除，这位少年天子便终日沉湎嬉游，在华林园内模仿市井商贩，与侍从讨价喧闹；又常泛舟天渊池，宴饮至深夜，竟宿于龙舟之上。大臣上疏力谏，直言其“亲狎小人，惧非社稷至计，经世之道也”，然其置若罔闻。继位仅两年，便被废黜，旋被杀于金昌亭，年止十九。《资治通鉴》评其“居丧无礼，好与左右狎昵，游戏无度”，片言之中，道尽沉沦之因。

刘义符之嬉，非有人迫之，乃其心自弛于典学、自放于游乐耳。心一弛，则万业随之而废——祸不在外，而在心之自弃。

同是少年天子，同是嬉游无度——刘义符之嬉，止于一身之殒、一姓之废；而唐僖宗之嬉，则倾覆近三百年之大唐，裂天下为五代十国。嬉之害同，而祸之深浅异，何也？国势不同，而心之弛一也。

唐僖宗李儇继位时年仅十二岁，对朝政毫无兴趣，唯独痴迷马球，自诩“朕如果参加击球进士科考试，肯定会得状元。”其甚至将官职任免与球技绑定——西川节度使一职空缺，竟令四位大将赛球定胜负，球技最高者出任，史称“击球赌三川”。如此荒唐，古今罕见。在位期间，朝政悉付宦官，自己沉溺于马球、斗鸡、赌鹅之中。黄巢起义烽火席卷全国，他依旧宴乐不止，终致长安失守，两度出逃。光启四年，二十七岁的唐僖宗得“暴疾”于长安驾崩，死后仅19年，延续了289年的唐朝就此终结，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代。

夫天下安危系于一人，而此一人之心，竟系于一枚马球之上——心之所系，即国之所趋：系于勤则国兴，系于嬉则国亡。

嬉游之害，不仅见于君臣帝王，亦见于庭户家教之间。西汉时，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降汉后深得汉武帝信任，其长子因聪慧可爱，被武帝收为“弄儿”，常伴左右嬉戏。武帝对其宠爱有加，即便做出“自后拥上项”等轻佻之举，也从不责备，反以为趣。在帝王溺爱之下，弄儿日渐长大，却未习得礼仪法度，反而愈发放纵。金日磾多次严厉管教，终因武帝庇护收效甚微。终有一日，其自殿下与宫人嬉戏打闹，全然不顾宫廷礼仪与皇家尊严。金日磾见之，恶其无状，遂杀弄儿。

此处最可深思者：同一童子，武帝视之为嬉玩之伴，金日磾则视之为须正其心、束其行之子。所视不同，故所教不同；所教不同，故所成不同。武帝以“宠嬉”为爱，而金日磾以“教严”为爱——爱之而纵其嬉，实为害之；爱之而束其行，方为真护。此中道理，古今为父母者不可不察也。

综观三事，其迹虽殊，其理则一。刘义符嬉于宫苑而丧其国，是心驰于物欲而失其位者也；唐僖宗嬉于马球而亡其朝，是心系于玩好而忘其责者也；金日磾之子嬉于宫廷而殒其命，是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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