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名萧瑀，字时文，爵封宋国公，食实封一千户。历任内史侍郎、户部尚书、尚书左仆射、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身故后追赠司空、荆州都督，谥号贞褊；贞观十七年绘像凌烟阁，位列第九。我出身南朝萧梁皇室，曾祖父便是梁武帝萧衍，父亲萧岿为后梁明帝。生于开皇元年，在江陵的宫城之中长大。自小修习儒家典籍，笃信佛法，恪守礼法准则。梁国覆灭之后，隋王朝将我们整个宗族迁入长安。姐姐萧氏被选为晋王杨广的王妃，也就是后来的萧皇后。靠着这一层姻亲关系，我早年便踏入隋朝朝堂，任职内史侍郎，常在炀帝身边参议政务。

少年身居高位，我性情刚直，行事认死理，看见政令有错便会直言进谏。隋炀帝喜好四处巡幸，大兴土木，对外频频用兵，朝堂之上百官大多缄口不言，唯恐触怒帝王。我数次上疏，规劝君主爱惜民力，暂缓劳役。几番直言之后，炀帝渐渐心生厌烦。恰逢雁门之围，突厥大军围困炀帝，我上奏建议即刻停止征伐高句丽，安抚人心。危机解除，炀帝转头便重启东征计划，并且把我贬为河池郡守，驱离了中枢朝堂。

远赴河池赴任，境内局势动荡不安，盗寇四起。到任之后，我整编郡府兵丁，修缮城防，平定境内流寇，安抚流离的百姓。没过多久，李渊在太原起兵，一路向西进军。唐军兵临河池郡地界。彼时天下分崩离析，各处郡县要么拼死固守，要么望风归降。我思量隋室大势已去，苦苦支撑毫无意义。武德元年，我献出河池全境归附李唐。高祖李渊知晓我的家世，也听闻我在隋朝敢于直谏的名声，十分礼遇我，授职户部尚书，不久升任尚书右仆射，跻身宰相之列。

武德年间，朝堂暗流涌动。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矛盾日渐显露。我行事只论制度法理，不会刻意去攀附其中一方。处理政务，依照律令裁决事务，不徇私情。可我的立场依旧时常遭到两边猜忌。我熟悉前朝典章制度，高祖常常向我询问礼乐、官制、赋税旧事。我将梁、隋两代制度利弊如实陈述，协助朝廷搭建唐初的行政框架。只是我为人严苛，眼中容不下官吏徇私舞弊，和朝中不少大臣相处得并不融洽。

武德九年，玄武门事变尘埃落定，太宗登上帝位。依旧任用我担任尚书左仆射。我秉持一贯的风格，凡事讲求规矩法度。朝堂议事，一旦认定自己的主张合乎道义，便不肯退让分毫。和房玄龄、杜如晦常常生出政见分歧。房、杜二人施政，懂得权衡现实利弊，会根据民情变通政令；我固守条文旧制，认为法度不可随意改动。

贞观初年，一次朝会之上，我们为政策争辩不休。我言辞激切，情绪失控，在大殿之上和陈叔达互相指责，失了大臣的仪态。太宗十分恼怒，将我们一同罢免宰相之职。短暂罢相，我心中满是愤懑，却也开始看见自身的短处。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以更改。此后数年，宦海沉浮，我几番起用，又几番罢相。

李靖率兵突袭阴山，击破突厥颉利可汗。战事大捷，我上书弹劾李靖，大军破敌之时，部下劫掠财物，军纪松散，并且在议和谈判期间擅自出兵，违背朝廷招抚的诏令。太宗表面斥责李靖，私下却认可李靖抓住战机立下的功勋。这件事使我和军中将领生出隔阂。我认定法度应当一视同仁，立下战功也不能抵消违令之过，君主却要在律法与时局之间求取平衡，这样的行事方式我始终难以全然认同。

我笃信儒理佛法，内心嫉恶如仇，看见官员曲意逢迎便心生厌恶。房玄龄一众大臣处事圆融，很多事情息事宁人。我常常觉得他们徇私宽纵，破坏朝堂纲纪。我不止一次向太宗进言，陈述房玄龄、魏征等人的过失。太宗清楚我的本心并无恶意，只是性情狭隘偏执。他曾经劝导我，为人处事应当灵活包容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事事求全责备，难以和群臣共济国事。这番劝诫我听进几分，行事却很难做出改变。

朝堂几度起落，有六次登上宰相位置，又六次被免去相位。有时因为当庭争辩失礼，有时因为非议同僚，有时因为言语不慎触怒君王。太宗并未彻底疏远我，他明白我为官清廉，不曾谋取私利，家中没有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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