潘文贤的反击来得很快。刘颂合教授被指责“学术立场偏颇”、“缺乏国际视野”、“误导青年学生”。某主流学术期刊撤回了他的论文，某省文化局的顾问职务被解除，某出版社以“市场原因”拒绝再版他的著作。

“但他没有退缩，”杨旻的声音开始发抖，“他给我打电话说，杨旻，不要怕，我已经六十多了，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。但你不一样，你还有未来……答应我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要写下去。写我们想写的东西。”

那是杨旻最后一次听到刘颂合教授的声音。

一个月后，刘颂合教授在自家的书房里去世了。官方说法是“心脏病突发”。但杨旻知道，教授没有心脏病。他去世的前一天，还在给杨旻发邮件，讨论《山河志》的修改建议。

“我去参加他的葬礼，”杨旻说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“葬礼上，帝京大学文学部只派了一个年轻的行政人员来送花圈。潘文贤没有来，但送了一幅挽联，上面写着：‘刘颂合教授学风严谨，吾辈楷模’。那幅挽联被摆在灵堂最显眼的位置，金色的字在白色的菊花间闪闪发光。”

“我站在灵堂外面，没有进去。我看着那幅挽联，突然觉得很恶心。不是为教授恶心，是为自己恶心。因为我想，如果我没有去找教授，如果我没有让他看到《山河志》，如果我没有让他为我辩护……他是不是就不会死？”

“他不是死于心脏病。”黑猫突然说。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杨旻痛苦地摇头，“我永远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在那个体系里，一个人的死，可以很容易。一句‘心脏病’，一张‘自然死亡’的证明，一束来自杀死他的人的花。然后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没有人追问，没有人调查，没有人记得。”

她抬起头，看向洛简一，眼里有泪水，但没有流下来。

“洛简一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你唯一的支持者，死了。被那个体系杀死了。而你，连为他哭的权利都没有，因为你还要忙着生存，忙着不被下一个‘心脏病’找上门。”

洛简一没有回答。她想起了自己的经历——被梦心文学社威胁，被学阀打压，被文学再净化委员会渗透。但她至少还有安桢，还有旧书店，还有每天一千字的坚持。而杨旻，在那个时刻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“刘颂合教授死后，”杨旻继续说，“我彻底崩溃了。我撕掉了《山河志》的手稿，扔进了垃圾桶。我退了学，离开了帝京大学。我在帝京的网吧里住了两个月，每天靠泡面和能量饮料活着，在匿名论坛上发泄我的愤怒。”

“你写了什么？”安桢问。

“我写了所有我能想到的恶毒的话。我说这个国家的文坛已经死了，说它的文化已经腐烂了，说它的年轻人已经被洗脑成了没有根的废物。我说，既然这个国家不珍惜自己的文化，那就让外来者来摧毁它吧。既然这个文坛容不下真实的声音，那就让它被虚假的声音填满吧。既然这片文学土地上的掌权者都是叛徒，那我也背叛它——用我所有的才华，作为武器，刺向它的心脏。”

她的声音变得冰冷，像是回到了那个在网吧里敲键盘的绝望少女。

“然后，梁修乾找到了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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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修乾出现的那天，杨旻已经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睡觉了。

她坐在海定区某家地下网吧的包厢里，周围是泡面桶、空饮料罐、和揉成一团的稿纸。屏幕上是她刚刚发在匿名论坛上的帖子：《论本土文学的死亡——一个失败者的悼词》。帖子的回复里，有人骂她”愤青”，有人附和“早就该死了”，还有人发了一个链接：“如果你真想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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