咸丰五年的五月，江宁府（即天京，太平天国改称天京，清廷仍称江宁）城里热得像蒸笼。秦淮河的水都浅了，露出河床上黑乎乎的淤泥，散发着腥臭的气味。柳树的叶子卷成了筒，蔫蔫地垂着，像一个个生病的人。连狗都不跑了，趴在墙根下伸着舌头喘气，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傅善祥坐在傅宅的书房里，面前摊着一本账册，额头上全是汗。她用袖子擦了擦，继续算。数字在眼前跳来跳去，像一群不听话的蚂蚱。她算到第三遍的时候，才敢确认——粮食又不够了。自从曾国藩在湖南编练湘军、从衡州出师以来，江宁府城的压力一天比一天大。曾国藩这个人，傅善祥没见过，但她听过太多关于他的事了。他是湖南湘乡人，道光十八年的进士，翰林出身，在礼部做过侍郎。咸丰二年，他因母亲去世回籍守制，咸丰皇帝下令让他在湖南办团练。他练出来的湘军不是朝廷的绿营兵，是他自己招募、自己训练、自己筹饷的地方武装。这支军队与八旗、绿营不同——八旗兵吃皇粮，打仗是为了吃饭；绿营收朝廷的饷，打仗是为了糊口；湘军吃曾国藩的粮，打仗是为了保家。八旗兵打不赢的仗，湘军打了；绿营收不住的城，湘军守了。咸丰四年十月，湘军攻克武昌，太平军西征的成果几乎全部丧失。咸丰皇帝大喜，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，后又加兵部侍郎衔，让他督办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四省军务。东南半壁江山，几乎都交给了曾国藩。傅善祥放下笔，揉了揉眼睛。她的眼睛很涩，像进了沙子。她走到窗前，推开窗户。热风扑面而来，带着石榴花的香气。院子里的石榴树开了满树的花，红彤彤的，像一团团小火苗。但她的心里，却是一团更大的火在烧——那是焦虑，是不安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。要出事了。她说不上来会出什么事，但她知道，要出事了。她不知道的是，千里之外的京师顺天府，紫禁城养心殿里，咸丰皇帝正在大发雷霆。他手里拿着一份刚从江南送来的六百里加急奏折，脸涨得通红，额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暴起来，像蚯蚓在皮肤下面蠕动。他把奏折摔在地上，摔了还不解气，又踩了一脚。“曾国藩！曾国藩！朕把东南半壁江山交给他，他就给朕看这个？”奏折是曾国藩写的，说的是湘军水师在九江府湖口被太平军击败，曾国藩的座船都被太平军缴获了。曾国藩在奏折里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，说要“戴罪立功”。咸丰皇帝看完，气得浑身发抖。“皇上息怒。”跪在地上的大臣们异口同声，声音整齐得像排练过，但谁也不敢抬头。“息怒？朕怎么息怒？长毛没剿灭，湘军又败了。朕的钱，朕的粮，朕的兵，都打了水漂。你们让朕息怒？”咸丰皇帝的声音越来越高，最后一声几乎是吼出来的。他咳嗽起来，咳得弯下了腰，脸从通红变成了惨白。太监赶紧端上茶来，他接过去喝了一口，呛得更厉害了。他即位五年了，五年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长毛、捻匪、回民、洋人，没有一件事让他省心。他今年才二十五岁，但头发已经白了一半。太医院的人说他是“积劳成疾”，他知道不是积劳，是积愁。愁死的。他恨长毛，恨杨秀清，恨洪秀全，恨所有推翻大清的人。但他也恨曾国藩，恨他打了败仗，恨他让他失望。他更恨自己——恨自己坐在这把龙椅上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他把茶盏放下，捡起地上的奏折，又看了一遍。看到“湖口之败，臣罪无可逃”的时候，他的手顿了一下。他想起曾国藩以前写的那些奏折——“攻克武昌”“收复田家镇”“毙贼万余，江水为赤”。那时候他多高兴啊。他以为长毛快完了，以为天下快要太平了。他错了。长毛没完，湘军败了。他的希望又破灭了。

他把奏折丢在桌上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“传旨。曾国藩……革去湖北巡抚之职，以兵部侍郎衔……戴罪立功。”他不想杀曾国藩，不是因为他仁慈，是因为他没人可用了。八旗兵废了，绿营兵废了，能打的只有曾国藩。杀了他，谁来替他打仗？没有人。他知道，他只能忍。忍曾国藩打了败仗，忍长毛越来越强，忍这个烂摊子越来越烂。他不想忍，但他不得不忍。咸丰皇帝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忍让，正是杨秀清的筹码。江宁府城的东王府里，杨秀清正站在一张舆图前，看着湘军和太平军对峙的战线。舆图是清军常用的那种绢本地图，上好的白绢裱在厚纸上，山川城池一一标注，是去年从清军江南大营缴获的战利品。舆图的边角已经磨毛了，有几处被烛火烧过，留下焦黑的痕迹。舆图上画满了红蓝的标记——红的是太平军，蓝的是清军。蓝色的标记从北边压下来，从西边压下来，从南边压下来，三面合围，铁桶一般。但杨秀清看着那张舆图，脸上没有惧色，反而有一种近乎狂妄的自信。“湖口一仗，曾国藩败了。”他转过身，看着议事厅里的将领们。“湘军水师元气大伤，没有一年半载缓不过来。这一年半载，就是我们反攻的机会。”将领们纷纷点头，有人拍手叫好，有人摩拳擦掌，有人大声说“东王英明”。杨秀清听着这些声音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种志得意满的神情。他的手指在舆图上敲了敲，指着江西省的方向。“下一步，我们打江西。断了曾国藩的粮道，看他还怎么打。”傅善祥坐在角落里，听着杨秀清部署军事，一言不发。她不懂打仗，但她懂人心。她看着杨秀清的神态，听着他的语气，心里越来越不安。他的笑容太大了，大到不真实。他的声音太响了，响到像是在给自己壮胆。他的自信太满了，满到像一只气球，吹得太大，随时会爆。她想起《资治通鉴》里那些功高震主的人。韩信，被杀。霍光，死后灭族。曹操，一生不敢称帝。诸葛亮，累死在五丈原。杨秀清比他们功劳大，比他们权力大，比他们——更让天王害怕。她不知道的是，杨秀清的狂妄，已经引起了洪秀全的杀心。洪秀全住在天王府里，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。他像一个隐居的皇帝，把自己关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，不见外人，不问朝政。天王府的墙很高，门很厚，关上的时候声音很闷，像一块石头落进了井里。墙外是东王府，是杨秀清的天下。墙内是天王府，是洪秀全最后的堡垒。洪秀全坐在龙案后面，面前摊着一本《圣经》，但他的眼睛没有看书。他在看窗外。窗外是他的院子，院子里种着几棵桂花树，树下有一口井，井台上长满了青苔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去那口井边了，不是不想去，是不敢去。他怕自己走到井边，会忍不住跳下去。他恨杨秀清。恨他假借天父下凡，恨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痛斥自己，恨他逼自己封他为“万岁”。他是天王，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，是天父的次子。但他在自己的宫殿里，像一个囚徒。他的命令出不了天王府的大门，他的旨意被杨秀清驳回，他的人被杨秀清的人替换。他是一个傀儡。他站起来，在殿内走来走去。脚步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在敲丧钟。他走到窗前，又走回龙案前。他拿起《圣经》，放下。拿起茶杯，放下。拿起一支笔，又放下。他的手在抖，不是冷的，是气的。“韦昌辉。”他喊了一声。没有人应答。“韦昌辉！”他又喊了一声，声音大了许多。殿门开了，一个侍卫走进来。“天王，北王在外候旨。”“让他进来。”韦昌辉走进来的时候，洪秀全已经在龙案后面坐好了。他整理了一下衣冠，把《圣经》摆在面前，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茶已经凉了，他皱了皱眉，没有吐出来，咽下去了。“臣韦昌辉，叩见天王。”韦昌辉跪在地上，磕了一个头。他的额头触地的时候，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，随即恢复了恭谨的表情。“起来吧。”韦昌辉站起来，垂手而立。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长衫，外面罩着一件黑色的马褂，腰间系着一条银丝绦带，绦带上挂着一块白玉佩。他的脸很圆，眼睛很小，看人的时候眯着，像在笑，又像没在笑。他看起来很老实，很和气，见谁都笑眯眯的。但洪秀全知道，他不是老实人。老实人做不到北王的位置上。笑眯眯的人，笑的时候在想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“韦昌辉，你说，东王最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韦昌辉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“他假借天父下凡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骂朕。他让朕封他为万岁，朕封了。他还想怎样？他是不是想让朕把天王的位子也让给他？”洪秀全的声音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尖，像一根针扎在布上，刺啦刺啦地响。

韦昌辉还是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“韦昌辉，你说，朕该怎么办？”韦昌辉抬起头，看着洪秀全。他的眼睛还是眯着的，笑眯眯的，温和得像一碗放凉了的白开水。“天王，臣不敢说。”“朕让你说。”韦昌辉又低下了头。他的声音很低，低得只有洪秀全一个人能听见。“东王不除，天无宁日。”大殿里安静了很久。窗外的风吹进来，吹得桌上的书页哗哗作响。洪秀全坐在龙案后面，一动不动。他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微微蜷着，指甲泛着青白色。他的心跳得很快，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“你下去吧。”韦昌辉磕了一个头，退了出去。门关上了。洪秀全一个人坐在大殿里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看了很久。五月十五，杨秀清再次假借天父下凡。这一次，他的话说得更重，更不留情面。他站在东王府的议事厅里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痛斥洪秀全。他说洪秀全“不敬天父，不恤民情，不配为天王”。他说“天父让我告诉你，你若再不改，天父就要换人了”。换人。换谁？换他自己。议事厅里鸦雀无声。没有人敢说话，没有人敢动，甚至没有人敢呼吸。杨秀清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，砸在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上。傅善祥坐在角落里，听着杨秀清的话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着。她的心跳得很快，但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她在想——他疯了。他真的疯了。他以为洪秀全是软柿子，可以随便捏。他忘了——兔子急了还咬人，何况是一个天王。散朝后，她去找了杨秀清。杨秀清正在书房里喝酒，面前的桌上摆着几碟小菜、一壶酒。他的脸喝得通红，眼睛里有血丝，嘴角有酒渍。他的心情很好——今天的“天父下凡”很成功，洪秀全没有反驳，满朝文武没有人敢说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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