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天，她去了太平军的营地。太平军占领了镇东头的祠堂，在四周扎了营。营地用木栅栏围着，栅栏外面挖了壕沟，壕沟里插着削尖的竹签。大门口站着两个士兵，红衣红帽，手里握着长矛，矛尖在阳光下闪着冷冷的光。傅善祥走过去。“站住！”一个士兵把长矛横在她面前。“什么人？”“民女傅善祥，求见张军帅。”“张军帅不见老百姓。回去。”“我有要事。”“什么要事？”傅善祥张了张嘴，又闭上了。她想说“我有安民之策”。但她说不出口。因为没有写出来。

安民策还在她脑子里，像一团乱麻，理不清，拉不直，说不透。“回去吧。”士兵把长矛收了回去。傅善祥站在营地门口，站了一会儿。她想硬闯，但她知道硬闯没有用。她想求情，但她知道求情也没有用。她站在那里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，前面是深渊，后面是绝路。她转身走了。她没有回李家。她沿着镇外的官道继续走，想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。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到了一片荒地。以前这里是一片麦田，现在麦子被人踩倒了，东倒西歪的，像被一群牛踩过。田埂上到处是脚印——男人的、女人的、小孩的、赤脚的、穿鞋的、穿草鞋的——乱七八糟的，像一幅被人踩烂了的画。她蹲下来，捡起一根被踩断的麦穗。麦穗还是青的，没有熟，捏一捏，流出白色的浆汁。她把麦穗放进嘴里嚼了嚼，涩的，苦的，像嚼了一把草。她咽下去了。她站起来，继续走。没走几步，她听见身后有马蹄声。她回头一看，一队太平军的骑兵从官道上飞驰而来。尘土飞扬，遮天蔽日，像一条黄龙从远处扑过来。她赶紧往路边闪，踩进了田埂旁的沟里，脚踝一崴，整个人摔进了沟里。沟不深，但很窄，她卡在里面，爬不出来。骑兵从她身边飞驰而过。她听见马匹的喘息声，听见马蹄踩在碎石路上的声音，听见骑兵们的大喊大叫。他们的声音很大，口音很重，她听不太懂，但她听出了几个字——“清妖”“追”“杀”。她趴在沟里，一动也不敢动。马蹄声远去了。她撑着沟壁，想爬出来。但脚踝疼得厉害——刚才那一崴，扭伤了。她试了两次，爬出来一半，又滑回去了。第三次，她咬着牙，双手死死抓住沟边的草根，使劲往上爬。草根被她拔了出来，连根带土，她手里攥着一把草，又滑了回去。她躺在沟底，看着天空。天很蓝，蓝得像假的。有几朵白云，慢悠悠地飘着，像几团棉花糖。她想起小时候，傅家的院子里也有这样的天空。她躺在石榴树下，透过树叶看天，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，落在她脸上，一块一块的，像碎金子。那时候她以为，天永远是蓝的，饭永远是够吃的，人永远是不会死的。她闭上眼睛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听见有脚步声——不是马蹄，是人，一步一步的，很慢，很轻，踩在干枯的麦秆上，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，像有人在嚼脆饼。她睁开眼睛。一个女人站在沟边，低头看着她。那个女人穿着太平军的军服——红衣红帽，腰间别着一把短刀，腰带上挂着一串铜钱，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地响。她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，颧骨很高，眉毛很浓，嘴唇很厚，眼睛不大但很有神，看人的时候像两把刀子。“你在这沟里做什么？”女人问。傅善祥张了张嘴。“摔的？”傅善祥点头。女人蹲下来，伸出手。那只手很粗糙，手指粗短，掌心有厚厚的茧，指甲里嵌着黑泥。但那只手很有力——傅善祥握住她的手，她一使劲，就把傅善祥从沟里拽了出来。傅善祥坐在沟边，喘着气。脚踝肿了，鞋子也掉了，找了好一会儿才在沟底找到，用一根树枝挑上来。鞋底已经磨穿了，鞋面上全是土，灰扑扑的，像一只被人丢弃的旧袜子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女人问。“傅善祥。”“做什么的？”“我……”傅善祥顿了一下。“我是李家的童养媳。”她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个，也许是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——她不是太平军，不是清兵，不是难民，不是官家的人。她什么都不是。但她是傅善祥。女人看着她。“李家？哪个李家？”“做茶叶生意的李家。李老爷去年死了，家里剩下孤儿寡母，还有一个管家。”女人沉默了一会儿。她从腰带上解下一个水壶，递给傅善祥。“喝。”

傅善祥接过水壶，喝了一口。水是凉的，带着一点竹子的清香，像山里的泉水，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。“你到这边来做什么？”女人问。“找粮食。”“李家没粮了？”“有。但不够。我们那儿十四口人，粮食只够吃五天。”“十四口人？李家人没那么多。”傅善祥把水壶还给她。“不是李家人。是我在江边收留的。都是从南京逃出来的，有孕妇，有老人，有孩子。”女人看着她，眼睛里的光变了一下——不是变软了，是变深了。像一把刀子收进了鞘里，刀锋还在，但看不见了。“你一个人管十四个人？”“嗯。”“管得过来？”“管不过来。但不管，她们会死。”女人又沉默了一会儿。她把水壶重新挂回腰带上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土。“你跟我来。”“去哪儿？”“找粮食。”傅善祥站起来，脚踝疼得像针扎。她一瘸一拐地跟在女人后面。女人走得不快，但步子很大，每一步都跨得很远。傅善祥追不上她，但也没有喊她停下来。她就那么一瘸一拐地跟着，跟着那个红色的背影，走在干枯的麦田里。女人回头看了她一眼，放慢了脚步。“你脚伤了，不能走快。我先带你回去，上药。明天再说。”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傅善祥问。

女人没有回答。她走在前面，红色的军服在枯黄的麦田里格外显眼，像一团火在移动。傅善祥跟着那团火，一步一步地走。脚踝越来越疼，肿得越来越厉害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。她咬着嘴唇，不出声。嘴唇咬破了，血珠渗出来，她用舌头舔了舔，咸的。她跟着那团火，走了一路。她没有问第二次。她知道，该知道的时候，自然会知道。

女人叫张婉如。她是太平军女营的师帅，手下管着五百多个女兵。她今年三十二岁，广西人，家里世代种田，吃不饱饭，她十五岁就跟着洪秀全起义了。她不识字，但会打仗，会骑马，会杀人。她的手杀过清兵，杀过地主，杀过挡在她面前的一切敌人。傅善祥被她带到了女营的驻地——一座被征用的大宅子，三进，比李家大，比外祖父家小。院子里种着几棵桂花树，树下拴着几匹马，马粪的味道跟桂花香混在一起，闻着很奇怪。张婉如让人给傅善祥的脚踝上了药。药是草药，捣烂了敷在肿处，凉丝丝的，敷上去就不那么疼了。敷药的是个小姑娘，十五六岁，梳着两条辫子，辫梢系着红绳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“你是傅善祥？”小姑娘一边敷药一边问。“嗯。”“张姐姐说你很厉害。”“什么？”“一个人管十四个人。张姐姐说你很厉害。”傅善祥没有说话。她看着那个小姑娘，忽然想起小荷——那个在江边被她带回来的少女，十六岁，也是两条辫子，也会笑，但她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。笑容这种东西，是需要力气去笑的。没有力气的时候，连嘴角都抬不起来。敷好药，张婉如端了两碗饭进来。饭是糙米饭，上面盖着一点咸菜，没有肉，没有油，但热气腾腾的，米香扑鼻。傅善祥端起碗，吃了一口。米很硬，嚼起来“咯吱咯吱”的，像在嚼沙子。但她吃得很慢，一粒一粒地嚼，像在品什么山珍海味。

“你多久没吃饭了？”张婉如问。“早上吃了一点。”“一点是多少？”“半块饼子。”张婉如看着她，没有说话。她把自己碗里的饭拨了一半到傅善祥碗里。“吃。”傅善祥看着碗里多出来的饭。那半碗饭堆在碗口，尖尖的，像一座小山。“你不吃？”“我吃过了。”她在说谎。傅善祥看得出来——她端起碗的时候，手指在微微发抖，那是饿的。但她没有拆穿。她低下头，把那一碗饭，一粒一粒地，吃完了。吃完了，她放下碗，看着张婉如。“张姐姐。”“嗯。”“我想求你一件事。”“说。”“给我粮食。”张婉如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她。那目光不冷不热，不近不远，像一个站在高处的人在俯视一个站在低处的人，不是看不起，是在评估——这个人的分量够不够她出手。“你拿什么换？”傅善祥看着她的眼睛。“我帮你做事。写字，记账，写信，算账。你军中需要什么文书工作，我都能做。”张婉如沉默了一会儿。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，一下，两下，停了。“你识字？”

“识。”“读到什么程度？”“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读完了。《史记》读了一部分。《资治通鉴》读了很多遍。还有一些杂书。”张婉如的手指又叩了一下。“留下来。”她说。“明天开始帮我整理文书。粮食的事，我让人给你送去。”傅善祥站起来，行了个礼。她的脚踝还肿着，行礼的时候身体晃了一下，差点没站稳。“多谢张姐姐。”张婉如看着她，忽然伸出手，扶了她一把。那只手还是那么粗糙，掌心还是那么厚的茧，但这一次，傅善祥感觉到了温度——不是那种客套的、疏离的、人际交往的温度，是那种——我懂你、我也是这样过来的温度。“别谢我。”张婉如说。“谢你自己。你没求我可怜你，你说你能帮我做事。这世上，可怜你的人不多，但想用你的人很多。”她顿了顿。“能被用，是本事。”傅善祥看着她。她想说“谢谢”，但这句话太轻了，说不出口。她点了点头，走出了屋子。五 ·安民策傅善祥在女营住了三天。白天，她帮张婉如整理文书。太平军的文书很乱——不是乱写乱画，是没有统一格式。这个军帅用一种写法，那个师帅用另一种，交上来的东西五花八门，像一堆被人揉皱了的废纸。傅善祥把它们一份一份地看，分类、排序、摘要、归档，用干净的纸重新抄写一遍，字迹工整，条目清晰，一目了然。张婉如看了她整理的东西，没有说话，但点了点头。夜里，她回到李家。粮食已经送到了——三斗米，两斗面，一罐盐，一包红糖。刘婶看见这些东西，眼眶红了，但没有哭。她把米倒进米缸里，用手抹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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