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花了整整一周查程昇的病。

说“查”其实不太准确，更像是“翻”——把他那沓厚厚的病历翻来覆去地看，把能调到的检查报告全部调出来，甚至厚着脸皮给北京上海的几个专家打了电话。对方一听是江拾，都挺惊讶，说你居然会主动找人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

我说少废话，帮我看个病例。

他们看完之后，回复的内容出奇一致：没见过，不确定，建议做进一步检查。

我把电话挂了，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，对着电脑屏幕发了好一会儿呆。

程昇的身体还在恶化，肝肾功能指标每周都在恶化，数据一次比一次难看，免疫系统像是收到了什么神秘的撤退命令，一摇白旗，全线溃败。但他的外表几乎没有任何变化。他坐在病床上看书的样子，干净得像一幅画。

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数据，盯了整整两个小时。窗外的天从亮变暗，办公室里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，夏姐探头进来看了我三次，第三次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说：“江医生，你今天不查房了？”

“查，”我说，“这就去。”

但我的脚没动。

我还在看那些数据。肝肾心脾肺，衰竭。他的身体在自我关闭，所有程序一个接一个地退出。

医学上有一个极其罕见的病症，罕见到很多医生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例。叫做原发性免疫缺陷综合征。说白了就是身体多个系统同时崩溃，找不出原因，没有治疗方案，从确诊到死亡的平均时间是半年左右。

我盯着那些字看了很久。

他还剩九十多天。

我的手指搭在鼠标上，冰凉的塑料触感。办公室的空调呼呼地吹着冷风，头顶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。走廊里有个护士喊了一句“十三床呼叫”，然后是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。

我忽然觉得很荒诞。

活了三百二十七年，我见过无数人死。死于战争，瘟疫，衰老，意外。我对死亡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四个字：关我屁事。

我第一次这么在意一个人的寿命

为什么？

在我看来他头顶那个数字很刺眼。

他看书的时候会用手指轻轻摩挲书页的边缘，像在跟每一个字告别。

他对我说“谢谢”的时候，语气真诚得让我想砸东西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关掉电脑，站起来，走向十六床。

查房时间已经过了，走廊里安静了许多。我在十六床门口站了一会儿，透过门上的小窗往里看。

程昇没在看书。他靠在床头，手里拿着一张纸，正在折什么东西。他的手指很灵活，苍白而修长，纸张在他手里翻折、对齐、按压。他的表情专注而平静，像一个小孩。

我敲了敲门。

“请进。”他说。

我推门进去。他抬头看到是我，嘴角弯了一下——那种很淡的笑。

“江医生，你今天来得好晚。”他说。

“今天事情多。”我在老位子坐下，就是那张床边的椅子，已经快被我坐出坑了。

“辛苦了。”他说，然后继续折手里的纸。

我看着他折了一会儿。他的手指动得不算快，但每一步都很精确。纸张在他手里渐渐成形，是一只千纸鹤。

“你还会这个？”我说。

“小时候折过，”他把折好的千纸鹤放在床头柜上，端详了一下，“歪了。太久没折，手生了。”

我看了一眼那只千纸鹤。翅膀一边高一边低，脖子歪得像是落枕，确实挺丑的。

“是不太好看。”我说。

他笑了一下，这一次明显了很多。“江医生，你说话挺直接的。”

“拐弯抹角太累了，”我靠在椅背上，“活着已经够累了，说话就别再费劲了。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目光里有一点点意外。

“你也会觉得活着累？”他问。

这句话差点把我逗笑。

我活了三百二十七年，能不累吗？

但我不可能跟他说这些。

“谁活着不累？”我说，语气比我预想的更轻，“活着就是一种慢性疾病吧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
“有道理，”他说，“可惜没有药。”

“有啊，”我说，“死了就好了。”

我说完这句话，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医生跟一个绝症病人说这个不太合适。但程昇的反应让我意外——他笑出声了。

很轻，很短，噗的一下就没了。我在病房门口站了那么多天，第一次听到他的笑声。

“江医生，”他说，“你人挺有意思。”

“是吗，”我说，“一般病人都觉得我嘴毒。”

“毒吗？”他把那只歪脖子千纸鹤拿起来放在掌心里，“至少你没骗我。”

我莫名的心脏感到不舒服，永生者也会有心脏病吗？

我看着他掌心里那只歪歪扭扭的千纸鹤，忽然想问他一个问题。

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了，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方式开口。但现在，他坐在床上，手里捧着一只丑得要命的千纸鹤，窗外的夜色刚刚落下来，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空气里有一种难得的、松弛的安静。

我觉得现在可以问了。

“程昇，”我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？”

他转过头看我，眼睛里有一点疑惑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……”我斟酌了一下措辞，“你有没有什么愿望，或者想去的地方，想做的事情。趁现在。”

“趁我还没死？”他说得很直接。

“对。”

他把千纸鹤放在床头柜上，靠回床头，看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。日光灯在他脸上投下冷白色的光，他的睫毛在轻轻颤动。

“有很多，”他说，“但都不太现实。”

“比如？”

“比如想去一趟北京，想爬珠穆朗玛峰，还有去冰岛看极光，去富士山看雪，去撒哈拉沙漠看星星，去新西兰跳伞，在北欧的某个小镇上住一整个冬天，烤着火看书。”

他说这些的时候，语气很平，像念着一份明知与自己无关的清单。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有一点亮——很微弱的亮，是灰烬底下最后一点火星。

“挺多的，”我说，“一个一个来呗。”

他转过头看我，嘴角扯出一个弧度——不是笑，是那种很标准的、用来打发人的弧度。

“江医生，”他说，“我没多少时间了，我自己清楚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不用谁说，”他淡淡地说，“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。”

我看着他的侧脸。日光灯下他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，嘴唇的颜色很淡，颧骨的线条很利落。他还那么年轻，但他的眼睛已经老了。

“那如果有时间呢？”我忽然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如果，”我慢慢地说，“你还有三年呢。”

他愣住了。

房间里忽然变得很安静。走廊里的脚步声、远处护士站的呼叫铃、窗户外面马路上隐隐的车流声，所有声音都像是被什么东西吸走了。只剩下日光灯管嗡嗡的低鸣，和他头顶那个只有我能看到的数字——。

那个数字现在是93。

我在撒谎。

我一个活了三百多年的永生者，在对着一个只剩三个月的人，睁着眼睛说瞎话。

“三年？”他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种奇怪的、我不太能辨认的东西，“你确定？”

“你的病虽然罕见，但恶化速度因人而异，”我说，声音平稳得连我自己都佩服，“你很了不起，我看了你所有的检查报告，综合评估下来，不会低于三年。”

谎话。

全是谎话。

他的各项指标都在直线下降，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医生都能看出来，这个人的身体撑不过三个月。

但我看着他，看着他那双安静得不像二十出头的眼睛，这些谎话就像水一样，自然而然地流出来。

他沉默了很长一会儿。

然后他的嘴角弯了一下。

“谢谢你，”他说，“但说实话，三不三年对我来说，区别不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低下头，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被子上的褶皱。

“因为没人陪我。”

他的声音很轻。

“我从小就知道一个道理，”他说，“人活着最难的不是受苦，是一个人受苦。”

我靠在椅背上，没有接话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似的，开始说。

语气从头到尾都没有起伏。

“我五岁的时候爸妈离婚，谁都不想要我。法院把我判给我爸，我爸把我扔给奶奶，奶奶把我养到十二岁去世了。然后我被我爸接回去，他那时候已经再婚了，我后妈不喜欢我，我爸也不怎么看我。我在那个家里住了六年，除了吃饭的时候能见到他们，其他时间我都在自己的房间里。”

他的手指还在拨被子的褶皱，一下一下，很有节奏。

“十八岁我考上了大学，他们就搬走了。搬去了国外，他后来有了更多孩子。他们走之前没告诉我，我是暑假回家发现钥匙打不开门，问了邻居才知道的。”

“他们连一个电话都没给你打？”我问。

他摇了摇头，嘴角还是那个弧度。“打了。过了半年，打了一次，问我生活费够不够。我说够，然后就挂了。”

我的喉咙有点发紧。

“后来呢？”我说。

“后来我就自己过了。大学四年，别人回家过年，我在宿舍煮泡面。别人跟爸妈打电话吵架，我连打给谁的号码都没有。后来觉得这样也挺好，不用应付任何人，不用看任何人脸色，不用被任何人抛弃。然后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。”

他的语气依然很平。

“工作之后我才发现，我这人除了会赚钱，别的什么都不会。社交不会，谈恋爱不会，跟人正常聊天都不会。我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做一件事——让自己不被这个世界忘掉。我拼命开公司，拼命做项目，拼命往上爬。我以为只要我爬得够高，总有人会看到我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后来我病了。”

他的手指停了。

他抬起头看我。

“是不是很失败？”

他的眼睛很干净，，没有自怜、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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