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条短信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乐乐的心里，拔不出来，也咽不下去。
他把手机放回了原处，没有动它，也没有告诉沈念。不是不想说，是真的说不出来。
他只是一条狗，没有人类的语言，没有办法告诉沈念“我在顾衍之的床头柜上看到了一条可怕的短信”。
他试过用爪子在地上划字，但爪子在光滑的地板上只能留下几道浅浅的印痕，歪歪扭扭的，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。他试过叼着笔在纸上写，但笔杆太滑，他的嘴巴又不够灵活，咬了半天只画出了一团谁也看不懂的墨迹。
最后他放弃了。他只能等，等那个短信里的计划自己浮出水面，等他抓到更确切的证据，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
但这种等待是最折磨人的。
签约仪式后的第五天，事情有了新的变化。
那天下午，沈念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听起来三十多岁，语速很快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。
“沈念女士吗？我叫周敏，是顾衍之前公司的财务主管。我手里有一些东西，我想你应该看看。”
沈念把手机开了免提，让乐乐也能听到。乐乐竖起了耳朵，整个身体都绷紧了。
周敏说，她在顾氏集团工作了六年，亲眼目睹了顾衍之做过的很多事情。做假账、贿赂官员、威胁竞争对手、压榨供应商。她手里有账目副本、邮件截图、录音文件，每一个都有时间、有地点、有人证物证，铁证如山。她一直不敢拿出来，因为顾衍之威胁过她，说如果她敢泄露公司机密，就让她“在这个行业永远混不下去”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顾衍之的新闻，警方已经立案了，她觉得自己安全了，可以把真相说出来了。
“我明天去市局做笔录，”周敏说，“你如果有时间，可以一起来。有些东西，我想当面交给你。”
沈念答应了。挂了电话之后，她坐在椅子上，双手交握在膝盖上，沉默了很久。乐乐趴在她脚边，尾巴轻轻地摇着，他能感觉到沈念的紧张——她的脚趾在拖鞋里不停地蜷缩和伸展，这是她紧张时的小动作，乐乐早就发现了。
“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了。”沈念终于开口了，声音轻轻的，像是在跟自己确认这个事实，“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作证了。”
乐乐抬起头，用鼻子蹭了蹭她的小腿。沈念弯腰把他抱起来，脸埋在他柔软的背毛里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第二天，沈念带着乐乐去了市公安局。
这是乐乐第一次进公安局。大楼很气派，门口挂着国徽，台阶又宽又高，走上去的时候有一种很庄严的感觉。沈念穿着一件深色的风衣，头发扎成了低马尾，脸上的妆很淡，看起来干练而沉稳。她把乐乐装在帆布包里，只留出一条小缝让他透气。门口的保安看了一眼包，问了一句“里面是什么”，沈念说“小狗”，保安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放行了。
接待大厅里人很多，有来报案的，有来咨询的，有来送材料的。沈念在前台登记了身份和来意，等了大概二十分钟，一个穿警服的年轻女警走过来，把她带进了一间询问室。
乐乐从帆布包里探出头，快速地扫了一眼房间。不大，一张桌子，三把椅子，墙上挂着一面国旗，角落里有一个摄像头，红色的指示灯亮着，说明它在工作。桌子上放着一台电脑、一个打印机和几摞文件。
周敏已经在房间里等着了。她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女人，圆脸，短发，穿着简单的毛衣和牛仔裤，看起来就像是公司里最不起眼的那种员工。但她的眼睛很亮，说话的时候目光直视着对方，没有一丝闪躲。
沈念和周敏握了握手，在桌子的两侧坐了下来。乐乐从包里跳出来，蹲在沈念脚边，竖起耳朵，准备听每一个字。
周敏带来的东西比乐乐想象的要多得多。她从一个大信封里倒出了一摞文件，厚厚的一大叠，少说也有上百页。有财务报表，有银行流水，有合同复印件，还有几张光盘。她一边翻一边解释，语速很快，但条理非常清晰，显然在来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。
“这是二零一九年的账目，虚增收入大概有八千万。”她翻到其中一页，指着一行数字，“这是二零二零年的，虚增一亿两千万。二零二一年更多，差不多两个亿。每一笔都有对应的合同和发票，但那些合同大部分是假的，签合同的那些公司有一半是空壳。”
沈念翻着那些文件，手指在纸张上轻轻滑动，表情越来越严肃。
“这些只是冰山一角，”周敏说，声音有些发颤，但语气很坚定，“顾衍之做事很小心，他不会在明面上留下太大的把柄。但他的把柄都在暗处，需要有人把这些暗处的东西翻出来。我在公司待了六年，我知道那些暗处在哪里。”
女警在旁边做记录，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响。乐乐注意到，她的表情从一开始的例行公事变成了全神贯注，偶尔会打断问几个问题，每一个问题都问得很专业、很刁钻。周敏对答如流，每一个问题都能给出明确的答案，有的甚至能说出具体的日期和金额。
询问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。结束时，女警关掉了录音设备，站起来，跟沈念和周敏握了握手。她看着沈念，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，里面有同情，有敬佩，还有一丝丝的愤怒——一种职业性的、被压抑的愤怒。
“沈女士，谢谢你愿意站出来。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对我们很有帮助。”她顿了顿，压低了一点声音，“另外，我想提醒你注意安全。顾衍之目前还没有到案，虽然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，但你还是要多加小心。”
沈念点了点头，抱起乐乐，走出了询问室。
从公安局出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。街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，橘黄色的光在深蓝色的天幕下显得格外温暖。沈念站在台阶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冷空气灌进肺里，让她打了个哆嗦。她把乐乐抱得更紧了一些，下巴搁在他的头顶上。
“越来越多的证据了。”她轻声说，“越来越多的石头压在他身上。”
乐乐用舌头舔了舔她的下巴，尾巴摇了摇。
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在他们收集证据的同时，另一个人也在行动。
那个人叫陈志远。
陈志远是顾衍之的助理，跟了顾衍之八年。八年来，他替顾衍之处理过无数见不得光的事情——送过礼，传过话，摆平过事，也恐吓过人。他是顾衍之最信任的人之一，也是知道顾衍之最多秘密的人。
此刻，他正坐在一间灯光昏暗的茶馆里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龙井。他对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，戴着一顶棒球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几乎遮住了半张脸。但陈志远认得他——他叫赵国强，是顾衍之的舅舅，也是顾氏集团的元老之一。顾衍之的父亲在世的时候，赵国强就是公司的二把手，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关系。
“志远，”赵国强端起茶杯，没有喝，只是放在手里转着，“衍之现在的情况，你也看到了。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先不说真假，光是舆论这一块，就已经让公司损失了好几个亿。董事会那边已经有人提议要撤他的职，要不是我压着，他现在已经出局了。”
陈志远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“我找你来，是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。”赵国强放下茶杯，身体前倾，声音压得很低很低，“衍之现在被盯得很紧，很多事情他不方便出面。但我可以。我需要你帮我找到沈念手里的那些证据，能销毁的销毁，不能销毁的想办法让它变成无效证据。”
陈志远的手指在茶杯上轻轻敲了敲，发出细微的叮叮声。他的表情没有变化，但他的内心在剧烈地翻腾。他知道沈念手里的那些证据意味着什么——那些东西一旦被法庭采纳，顾衍之至少要在里面待上十年。而他作为顾衍之的助理，作为那些事情的参与者，他也逃不掉。
“赵总，”陈志远开口了，声音有些沙哑，“沈念手里的东西，有一部分是从顾总的书房和卧室里拿走的。但还有一部分，是从别的渠道来的。我怀疑有人在背后帮她。”
“谁？”
“我不确定。但我查到了一些线索。沈念最近跟一个人有联系，这个人——”陈志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出口，“是顾总的哥哥。”
赵国强的眼睛猛地眯了起来。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，节奏很慢，每一下都敲得很重。
“顾行之。”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像是愤怒，又像是无奈。
“对。”
赵国强沉默了很久。茶馆里很安静，只有隔壁桌传来的轻微的麻将碰撞声，哗啦哗啦的，在安静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“行之这孩子，”赵国强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，像是怕被什么人听到似的，“从小就跟他弟弟不一样。他爸在世的时候就说过，行之太正了，正得不像顾家的人。他学法律，当律师，本来是想帮家里的，但后来他发现家里的事情有太多他帮不了、也不该帮的东西。”
他端起茶杯，终于喝了一口。茶水已经凉透了，他皱了皱眉，把杯子放下了。
“如果他真的站在沈念那边，事情就复杂了。行之手里掌握的东西，比沈念多得多。他是顾家的人，他知道顾家所有的秘密。”
陈志远的心沉了下去。他本来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“对付一个女人”的游戏，但现在他发现，这个游戏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。对手不是沈念，不是那条狗，而是顾行之——一个在法律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年的律师，一个比顾衍之更聪明、更冷静、更有耐心的人。
“赵总，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赵国强站起身，把帽檐又往下压了压。他走到陈志远身边，俯下身子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。声音很低很低，低到连空气都几乎不震动。
陈志远听完之后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，像是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赵国强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身走出了茶馆。门在他身后关上的那一刻，一阵冷风灌了进来，吹得桌上的茶杯都晃了一下。陈志远坐在原地，盯着面前那杯凉透了的龙井，久久没有动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茶馆对面的马路上，一条白色的比格犬正蹲在花坛后面，耳朵竖得笔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茶馆的门口。
乐乐是跟踪陈志远来的。
事情要从今天早上说起。顾衍之不在了，但顾家别墅外面的记者一直没有散。乐乐每天都会在花园里转悠，假装在闻花、追蝴蝶、刨土，实际上他的眼睛一直在观察来来往往的每一个人。今天早上，他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——一个穿着深色外套的男人，站在马路对面的树荫下，手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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