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洋倒了一杯绍兴黄酒，递给我：“尝尝，你买的。”

我接过杯子，琥珀色的酒液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凑近闻了一下，醇厚的酒香里裹着一丝焦糖和桂圆的甜，没有刺鼻的酒精味，是陈年老酒特有的那种圆润的、像被时间打磨过的香气。

“好酒，”我举起酒杯晃了晃，“果然是五年陈酿，古越龙山的。”

“你懂酒？”老陈惊讶地看着我。

“我外婆说的，黄酒要买瓷瓶的，玻璃瓶的不行。瓷瓶透气，酒在里面还能继续陈化。玻璃瓶的封死了，放多久都是一个味。”

大家一边吃一边喝，黄酒的醇、啤酒的冽、可乐的甜，在杯盏之间交替流转。话题从“小林子做饭真好吃”滑到“下周计量经济学作业做了没”，从“作业做了没”滑到“教授上周讲的那个异方差性到底怎么检验”，从“异方差性”滑到“张凯你上次考试是不是又挂了”，从“张凯挂科”滑到“老陈你上次喝多了抱着马桶唱歌”。

“我没有抱着马桶唱歌！”老陈的脸涨得通红。

“你有，”周姐面无表情地说，“你唱的是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马桶代表你的心。”

整桌人笑成一锅沸腾的粥。

酒过三巡——不对，可乐过三巡——有人提议打麻将。

老陈从卧室里搬出一张折叠方桌，撑开桌腿，铺上一块绿色的绒布桌布。桌布的绒毛已经被无数次搓麻将磨得有些发亮，四个角的折痕深深地印在绒布上。麻将牌从一个小皮箱里倒出来，哗啦啦地堆在桌布中央，一百四十四张牌，象牙白的底色，红绿黑三色的刻字。牌背是竹青色的，带着细细的纹路，摸上去有一种温润的、被无数双手摸过的光滑感。

“血战到底，”老陈坐下来，双手开始洗牌，牌面在桌布上发出密集的沙沙声，“规矩都懂吧？”

“懂。”

血战到底的规矩就是一个人胡牌之后其他人继续打，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或者牌摸完。比普通麻将耗时更长，也更残酷。

第一圈，我胡了刘洋点的一把清一色。第二圈，自摸杠上开花。第三圈，张凯点了我一把对对胡。

“你是不是出老千？”刘洋瞪着我。

“技不如人要认。”我把牌推倒，一条龙，从一万到九万整整齐齐地码在桌布上，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。“哼哼，菜就多练，谁让我身体里有四川血统。”

“你上次说你外婆是苏州人。”

“外婆是苏州人，外公是四川人，不冲突。苏州人负责温婉，四川人负责赢你钱。”

刘洋把手里剩下的牌往桌上一摔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哗啦声。“不打了不打了！换人！周姐你来！”

周姐接手之后，我的连胜势头终于被遏制了。她打牌的风格和她写文献综述一样，稳扎稳打，绝不放铳。每一张打出来的牌都经过深思熟虑，宁可自己不胡，也绝不给别人点炮。我和她僵持了将近二十分钟，最后被她一把自摸截胡。

“周姐牛逼。”我由衷地说。

“少来，”她把牌推进牌堆里，“你刚才那把明明可以胡张凯的，故意不胡，想自摸大番数。贪心不足蛇吞象，四川血统也救不了你。”

我讪讪地摸了摸鼻子。

然后有人把客厅的灯调暗了，打开电视机，连上了蓝牙麦克风。老陈家的KTV设备是上届学长留下来的遗产，两个无线麦克风，一个混响器，音箱是书架式的，放在电视机两侧。麦克风的外壳被磕掉了一小块漆，露出里面银灰色的金属，网罩上有一小块凹痕，大概是被谁不小心摔过。

“谁先来？”老陈举着麦克风，环顾四周。

“小林子！”刘洋第一个起哄，“大厨必须唱！不唱不许洗碗！”

“我洗碗还不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！”

我被塞了一个麦克风，然后我翻了翻歌单，停在一首歌上。

前奏响起来的时候，客厅安静了一瞬。然后我的声音从音箱里传出来，第一句就飘了，一种“音符就在前面不远处但我怎么也够不着”的飘。

每一个字我都唱得很用力，但每一个音都不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。高音部分我的嗓子像被捏住了脖子，挤出来的声音又细又尖。低音部分又像嗓子里含了一口沙，呼噜呼噜地往下沉。

周姐的表情管理在第一句就崩溃了。

她先是嘴角抽搐，然后咬住下唇，最后实在忍不住，把脸埋进沙发靠垫里，肩膀剧烈地抖动。苏敏捂着嘴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，手指在膝盖上无声地拍着节奏——不是跟着我的节奏，是跟着原唱的节奏。老陈靠在沙发上，仰头看着天花板生无可恋，像在忍受一场酷刑，但他嘴角那个弧度暴露了他其实乐在其中。张凯全程举着手机录像，镜头稳得像是提前架了三脚架，眼睛里闪着“这段视频能笑一年”的光。

但我唱得很认真，而且越唱，音越高，我感觉自己的脸颊发热，大脑混沌得像一碗五颜六色的粥。

客厅里安静了大概两秒钟。然后所有人开始鼓掌，掌声热烈得不像是在鼓励一个走调歌手，反而像是在祝贺一个刑满释放的人。

“小林子，”刘洋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泪，“你这水平，可以报名意大利好声音了。海选第一天就能上电视，上热搜，标题是‘中国留学生唱歌走调到让评委怀疑人生’。”

“谢谢，”我把麦克风递给下一个受害者，“这是我的天赋。”

下一个是苏敏，她唱了一首邓丽君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声音和她雕的橙子花一样，温温柔柔的，每一个音都稳稳地落在该落的位置。然后张凯唱了一首《因为爱情》，高音部分像一只被门夹了尾巴的猫，但他唱得极其投入，眼睛闭着，眉毛拧在一起，空着的那只手还随着旋律缓缓抬起。周姐唱了一首《遇见》，声音比平时说话低了一个调，带着一点点沙哑，像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地板上。她唱歌的时候，刘洋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看着她，手里的可乐罐都捂热了也没喝一口。

又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麻将声、唱歌声、聊天声混在一起，客厅里热闹得像过年。老陈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瓶红星二锅头，玻璃瓶，红标签，五十六度。标签边缘有点翘起来了，大概是放了很久。他拧开盖子，往几个一次性杯子里各倒了小半杯，透明的液体在杯底晃了晃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、带着谷物焦香的酒气。

“来来来，”他把杯子推到我面前，“大厨必须喝一杯。”

我端起杯子，凑近闻了一下。酒精味冲上来，呛得我鼻腔发酸。我犹豫了大概半秒，然后仰头灌了一口。二锅头从喉咙里烧下去，像一条细细的火线，从舌根一直烧到胃里。那股热意从胃部往外扩散，整个胸腔都暖起来，像被一只滚烫的手掌从里面捂住了。

“好辣。”我嘶了一声。

“辣才对，”老陈也灌了一口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“不辣那叫水。”

我又喝了两口。杯子里的酒只剩一个底了，透明的液体在一次性杯壁上挂出一层薄薄的酒泪。我的脸颊开始发热，耳朵也开始发热，像被人用热毛巾敷着。手指尖微微发麻，脚底踩在地板上的触感变得有点模糊。

“小林子，”刘洋忽然凑过来，手里举着一杯可乐，脸上带着那种“我好奇很久了但一直没好意思问”的表情，“你那个新老板，到底是做什么的？”

我的脑子像一台老式电脑，正在缓慢地加载这个问题。屏幕上出现了一个进度条，从零往百分之百慢慢地爬。

进度条卡在了百分之七十，然后我的嘴先于大脑做出了反应。

“卖柠檬和橄榄油的，”我的声音从喉咙里飘出来，飘飘忽忽的，每个字之间的间隔比平时长了一点点，像一首节奏被拉慢了的歌，“西西里特产，柠檬很大，橄榄油很香。出口全欧洲。生意做得挺大的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刘洋的表情半信半疑，“能给你开那么高工资？听周姐说还配司机？”

“真的，”我非常认真地点头，头点得有点重，脖子上的肌肉反应比平时迟钝了大概零点三秒，“西西里的农业很厉害的。柠檬，这么大。”我用手比了一个大小，比出来的大小大概是柚子的尺寸。“橄榄油，这么香。”我做了一个闻的动作，手抬到鼻子前面的时候指尖差点戳到鼻孔。

刘洋看着我的比划，哈哈哈哈地笑出了声。他的笑声带动了旁边的人，大家都笑了。我以为他们是在笑我比划的大小不对，于是又把手张大了一点，大到大约是一个小西瓜的尺寸。

周姐从旁边伸过手来，把我面前的二锅头杯子拿走了。“行了行了，别让他喝了。小林子酒量本来就不行，上次没喝几杯就脸红。”

“我没醉，”我说，声音比平时大了一点，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音量控制不太准了，“我还能喝。”

“是是是，你没醉，”周姐把杯子放到我够不着的地方，又给我递了一罐可乐，“喝点可乐醒醒酒。”

我接过可乐，拉开拉环，喝了一口。碳酸气泡在舌尖上炸开，冰凉的，甜的，带着磷酸的微酸。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可乐罐，红色的，白色飘带字体，可口可乐。我盯着那个红色看了几秒钟，然后把它竖起来放在茶几上，用手指轻轻推了一下。罐子晃了晃，没倒。

“小林子，”老陈又坐到麻将桌那边喊过来，“还打不打？现在三缺一！”

“打！”

-

楼下，马可坐在驾驶座上，耳机塞在耳朵里。

他闭了闭眼。

他执行过无数次监视任务，从巴勒莫的码头到那不勒斯的仓库，从警惕的内鬼到狡猾的线人，没有一次失手。

但那些任务的音频内容，从来不包括一首跑调的歌。

马可摘下耳机揉了揉耳朵，又戴回去。

每一个音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，但连起来之后，整首歌的旋律线以一种完全无法预测的方式飘忽不定。这首歌的调子，像一条没有河床的河流，随心所欲地在每一个音符之间蜿蜒。

马可的嘴角动了一下。他把耳机音量调低了两格。

“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，我的中国心——”

手机震了。

马可看了一眼屏幕，坐直了身体。

“Boss。”

电话那头传来洛伦佐的声音，一如平时那般平淡，

“他在干什么？”

“在唱歌，”马可说，“中文歌。”

“什么歌？”

马可犹豫了一下。

“一首中文歌，”他艰难地说，“歌名大概是……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”

洛伦佐没有说话。

“他唱歌走调。”马可补充道。

“多走调？”

马可看了一眼耳机线，那条线连着他胸口口袋里的小型接收器，接收器里传来的声音，每一个音都偏离了它应该在的位置，每一个节拍都踩在节与节之间的缝隙里。

“非常走调，”马可感觉自己的太阳穴在跳动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微妙的、难以描述的情绪，“对我的耳朵是一种折磨。”

洛伦佐没有说话，但马可听到电话那头有一个很轻很短的声响，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气音。

他在笑。

“录下来，继续监听。”

“是。”

电话挂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耳机里的音乐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马可不熟悉的、密集而有节奏的声响。麻将，一种中国游戏，四个人围坐在一张方桌前，把那些刻着图案的小方块推来推去，发出哗啦哗啦的碰撞声。

“碰！”林恩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，带着一种志得意满的雀跃。

“你又碰？”另一个声音哀嚎道，“小林子你今天手气也太好了吧？”

“杠，”林恩的声音听上去很得意，“再杠。”

“你杠上开花？！”哀嚎的声音变成了惨叫，“你是不是作弊了？”

“谁让他身体里还有四川血统，”女声带着笑，“四川人打麻将，那是刻在基因里的。”

洛伦佐的第二通电话打进来的时候，马可正在听一段关于“清一色”和“混一色”的争论。他分不清这两种“色”有什么区别，但从林恩的语气里，他听出了——这小子还在赢。

“现在呢？”

电话又响了。

“他在做什么？”洛伦佐问。

“在打麻将。”马可说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一种中国的游戏，”马可顿了顿，“用很小的方块，上面刻着图案。四个人围坐，轮流摸牌、出牌，林恩似乎赢了不少。”

“一种中国游戏，”马可说，目光透过挡风玻璃望向四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，“用很小的方块，上面刻着图案。四个人围坐，轮流摸牌、出牌。”

“他在赢？”

“根据对话内容推断，是的。”

“他说‘谁让我身上流着四川人的血’。”马可如实转述。

“四川人打麻将厉害？”

“根据他这句话的上下文推断，是的。”

洛伦佐沉默了一秒：“赢了多少钱？”

“没有钱，”马可说，“他们用花生代替的筹码。”

“……花生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又是一段沉默。

洛伦佐挂了电话。

马可把手机放回口袋，从手套箱里摸出一根烟，但没有点。他把烟夹在指间，转了两圈，又放回去了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。

耳机里的声音变了。

起先是正常的对话。有人问“你老板到底是做什么的”，林恩的声音飘忽忽的，像踩在棉花上，说“农业的，种柠檬”。有人问“种柠檬为什么要请财务顾问”，林恩说“因为柠檬也要算账啊，种多少、卖多少、赚多少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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